历史上那些野兽派的书生教授

未知 2019-01-12 08:28

  编者按:前阵子,有一则新闻事件让大家纷纷感叹:“荒诞到电影都不敢这么拍”。其实这是发生在2014年的一件事,只不过最近才被报道曝光,许多人读完后都认为,这简直是“史上最燃学者”或者“史上最硬核教授”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是瑞典隆德大学的化学教授夏洛塔·特纳(Charlotta Turner),2014年的一天,她突然收到一条来自学生菲拉斯·鸠马(Firas Jumaah)的短信。

  短信的内容大致是,鸠马告诉特纳,自己可能无法如期完成博士论文了,如果一周内他没能回到瑞典,那么就请特纳教授将他的名字从博士项目中划去。

  被短信内容震惊的特纳赶紧给鸠马打了电话,原来,鸠马和他的太太孩子被当时正在进攻城镇的ISIS困在了一处废弃工厂中,处境十分危险。

  不过,特纳教授听完鸠马的遭遇和处境后,她的第一反应竟不是伤心,也不是难过,而是出奇的愤怒。

  根据事后媒体的采访报道,特纳教授回应道:“当得知ISIS让我的学生和他的家庭遭受这一切,还使他被迫无法完成学业,研究也受到影响,我实在太生气了!”

  最有意思的是,当这位特纳教授决心要帮助她的学生之后,做出了一个十分特别又果敢的决定——她没有寻求外事部门的援助途径,也不是找政府,而是决定雇佣雇佣军直接前往ISIS占领区,解救学生。

  她率先找到了学校安全总监古斯塔夫森商量,想通过他过去的经验背景以及相关的专业知识来考虑周全的营救计划,一番商讨后他们便联系了一家安保公司,并在几天后6名全副武装的雇佣兵乘着4辆SUV就出发解救鸠马了。

  当然,你可能会感到奇怪,难道不应该第一时间联系外交人员吗?不是的,因为这种事一旦曝光,加之大肆传播,说不定ISIS就会更加在意这名学生,带来更大的麻烦。

  这也是为什么2014年的事件直到今天才被媒体报道,首先需要确保鸠马已经平安无事。

  鸠马回忆当初他刚被救回来,见到了特纳导师,结果特纳教授的第一句话居然是:怎么样,你现在能够按时交功课了吗?

  难怪大家都说这真是“史上最燃、最硬核”的学者故事,为了解救学生,让学生继续完成自己的研究,能想到要出动雇佣军,这还真不是一般教授能做到的,只能说这位教授太过勇武,简直有一种慷慨激昂的气魄。

  不过,千万别以为书生就一定是手无缚鸡之力,古今中外有很多书生、知识分子、文人作家都有他们非常豪迈勇敢,甚至是好战的一面,今天就来和大家说一说。

  曾有这样一位学者——A.J 艾耶尔(A.J Ayer),如果你是读哲学的,大概听过艾耶尔的名字。他的书籍《语言、线岁时出版的一部成名作,也是他毕生最重要的作品。

  不过,今天的重点不是要谈他是一个非常喜欢谈数理、谈逻辑、谈分析哲学的十分严谨的哲学家,要谈的是,他是个社交界的宠儿,常常出入各种场合,一生之中还特别有“女人缘”,先后和三个女人结过四次婚。

  在艾耶尔晚年的时候,还常在纽约参加各种时尚派对。虽然是研究哲学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能将一群青春美貌的模特少女迷得神魂颠倒。

  有一回,他应邀参加时装设计师费尔南多·桑切斯(Fernando Sanchez)举办的宴会。没想到在宴会上,艾耶尔却看到世界重量级拳击手迈克·泰森(Mike Tyson)正在骚扰当时才刚刚出道的女模特内奥米·坎贝尔(Naomi Campbell)。

  艾耶尔便非常勇敢地上前阻止泰森,泰森看着眼前这个老头,就轻蔑地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可是世界超重量级冠军拳王!”

  这时候艾耶尔居然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他直接还击道:“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牛津大学威克汉姆哲学逻辑数理分析教授。”

  艾耶尔接着说:“在我们各自的领域里,我们都是有身份的人,那么我们就应该像个成熟理性的男人一样,好好谈一谈。”随后艾耶尔和泰森还真的谈起天来,内奥米·坎贝尔也趁机躲开了。

  据说之后泰森还因此喜欢上了哲学,曾对别人说,他最喜欢读哲学了,因为哲学家什么事都敢于怀疑,还表示自己尤其喜欢尼采。这次事件,也被记载在一部艾耶尔的传记作品《A.J. Ayer: A Life》里。

  在当代哲学界、思想界之中,除了A.J.艾耶尔这么勇敢之外,其实还有一位更“硬核”学者思想家,他不只是以手无缚鸡之力的身躯站出来,勇敢面对各种情况,他甚至还举起了机关枪直接上了战场。

  这就是2016年曾经来访中国的法国著名思想家、媒介学家,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

  1960年代,法国一群年轻学生向往左翼革命思潮,雷吉斯·德布雷直接跑去古巴参加古巴革命。

  后来还留在了古巴,并在哈瓦那大学担任哲学教授,同时研究游击队战术,出了一本游击队的战术指南,被认为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切·格瓦拉的游击队理论。而且,他不只撰写关于游击队的理论著作,还亲身参与游击队。

  我们都知道切·格瓦拉后来死在了玻利维亚,其实当年雷吉斯·德布雷也从古巴到了玻利维亚,跟随切·格瓦拉一起在丛林中作战,试图协助玻利维亚这个拉丁美洲兄弟国家,摆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治。

  雷吉斯·德布雷这位思想家就这样跟随切·格瓦拉一同举枪战斗,结果却不幸被捕。不过他没被处死,而是被判了30年徒刑,最后是在当时的法国总统戴高乐、教宗以及法国一群著名知识分子的联署要求下,才让他平安归国。

  除了雷吉斯·德布雷之外,还有一位法国人——笛卡尔,就是那位以“我思故我在”这句名言而闻名于世的现代哲学之父,在年轻的时候,其实也曾从军并参与过战争,当时他参与的战争就是欧洲历史上著名的“三十年战争”。

  虽然笛卡尔是个法国人,但是他却投身荷兰的奥兰治王子所带领的一支部队,反过来对抗信奉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朝。

  可奇怪的是,之后笛卡尔却又调转枪口,走向了信奉天主教的巴伐利亚王室,和自己的老东家荷兰作战。

  这种情况,我们今天听来或许会觉得十分古怪,但就像上回我谈论康德的往事一样,要知道那个年代,尤其这是更早时期——17世纪的欧洲,大家并没有太过强烈的民族国家观念,所以这种转换其实十分常见。

  无论如何,笛卡尔据说可谓战绩彪炳,非常厉害的一个人物。其实笛卡尔除了是个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数学家之外,听说他的身手也相当了得,不仅是个马术高手,还是个西洋剑高手。

  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剑击的艺术》,可惜这本书已经失传,不然你想想一位大哲学家教大家武功秘诀,这是一种什么感觉?

  后来等到笛卡尔退伍,准备乘船回到荷兰好好专注于自己的研究,不过那个时候四处旅行还是挺危险的,就在笛卡尔回程的船上,船夫和一伙船上的荷兰商贩见笛卡尔口中讲着高级法语,穿戴贵气不俗,于是就起了歹念打算抢劫笛卡尔身上的所有财货,再把主仆二人都杀了。

  可是要知道,笛卡尔当年曾经为荷兰作战,自然听得懂荷兰语,所以其实他早就知道这帮家伙究竟在阴谋盘算什么。

  就趁着一个最恰当的时机,笛卡尔霎那间拔出剑来,一击直接刺倒一人,然后将剑尖指着另一个人的喉咙,接着以一种非常冷静客气,也十分符合大哲学家身份的口吻对这帮歹徒说到:

  “我刚刚从前线回来,早就厌倦了战争,可是我不介意亲自动手杀光你们每一个人。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可不可以继续我们平静的旅程,直到大家抵岸?”

  大伙自然乖乖就坐,并把笛卡尔安全送回了荷兰。当他上岸之后,如果用一句谚语来总结,就应该是:接下来的事都是历史了。分析几何与现代哲学的诞生,“我思故我在”的世纪即将到来。

  实际上到了20世纪,法国人作战的经验,尤其知识分子作战的经验,还真不是开玩笑的。

  有这么一本书,中文翻译版本名叫《风暴中的哲学家》,作者是法国当代的一位精神分析学家、思想史家,名字是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这本书里就提到许多法国著名知识分子身处乱世之中的历史故事。

  其中有一个人物,虽然在这本书里提及不多,但我特别喜欢的,那就是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如果你读历史,你大概听过他,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年鉴学派的创始人。

  这位了不起的历史学一代宗师,其实不止是个伟大的思想家、历史学家,同时还是一位军人。二十八岁那年,他就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直当到了上尉,并获得过四枚勋章。

  在他54岁那一年,正是他学术生命的黄金时代,又出事了,这回是纳粹德国攻进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没想到当时的法国已经如此不堪一击,很快就输了。当时布洛赫因为太有身份地位,曾经被人安排要送到美国去,但他不愿意,他继续投入地下抵抗运动,再次重振走上战场。

  当时的布洛赫虽然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却依然四处奔走,活跃于各个游击小组之间。可惜,他其实早就被德军盯上,在1944年3月8日,盖世太保把他带走了。

  在这段审讯期间,他挨过鞭子,被火夹烫过,还被脱光了衣服丢进冰桶,最后连指甲都被拔掉了,可他依然一身硬气,闲时还教导其他同期被捕的抵抗分子,教他们如何读历史。

  根据当时在场见证者的回忆,布洛赫身边有名十来岁的小伙子,吓得不停发抖,他只能低声问老爷爷:会疼吗?56岁又满身伤疤的布洛赫伸手搂住了这个年轻人的肩膀说:孩子,不会痛,一点也不会痛。

  《风暴中的哲学》这本书里还曾提到过这样一件事情,当年二战结束之后,法国发生过一场战争,即“阿尔及利亚战争”。

  那时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其实还是法国的殖民地,但它想要脱离殖民,独立自主,因此爆发了一连串的骚乱和战斗。

  当时就有许多法国人跑去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这其中就包含了一群知识分子,而这群知识分子、学者、思想家正是当年英勇留在法国,同纳粹周旋的一批人。

  为什么当年那么爱国的一批人现在要做出这样“分裂”“叛国”的行为?在这本书里就引述了一段古典学界以研究希腊罗马闻名的大家——让-皮埃尔·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的回忆,说:

  1940年,就在战败的那一刻,我从根处深深感到自己在对自己说,要活在德国和纳粹的占领之下是绝无可能的。

  然而,后来当阿尔及利亚战事爆发,这同一群伙伴,同样的法国人,对自己的身份有相同的忠诚,却认为阿尔及利亚有独立的权利。

  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能够否定其他人,也有我在祖国土地上抵抗德国的那同一种权利。

  也就是说,既然当年纳粹德国入侵,法国人浴血奋战,如果这是对的话,为什么今天阿尔及利亚人民要求独立,摆脱法国的殖民统治就是错的呢?

  真正的道德判断,始终应该是非个人的,与个人偏好、身份没有关系,应该是客观的。

  假如你自己的国家被人侵略,你不能接受,那么同样的,你也不应该接受你的国家去侵略他人国土。

标签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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