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民间社会发现古老的民族精神

未知 2019-01-19 09:44

  季红线月出生,著有文学评论集《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众神的肖像》《世纪性别》《萧红传》等。《汪曾祺全集》主编。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曾就读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四年,师从沈从文等。早年当过中学教员、历史博物馆职员,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北京做编辑工作,编过《北京文艺》、《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等;1962年调北京京剧团任编剧。1947年、1963年分别出版短篇小说集《邂逅集》和《羊舍一夕》;在20世纪80年代迎来又一个创作高峰,并受到瞩目,代表作有短篇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等。

  汪曾祺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再版最多的作家之一,他的小说和散文风味别致、雅俗共赏,俘获了几代读者。1月10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全集》,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举行了首发式。会上,这套精心编纂八年的全集,被著名学者孙郁评价为继《鲁迅全集》之后最有分量的全集,而汪曾祺也是他心目中最伟大的当代作家。

  孙郁说:“汪曾祺把中华文化当中最温润的东西召唤出来,成为当下社会最急需的精神营养,充满了智性。在审美方面,几千年汉字书写的魅力和经验,在他的笔下调试出了最具现代性的表达,打通古今。读他的文字,会想到从六朝以来中国人的文章气脉,他把这种气脉衔接下来,在世俗社会里发现美,又超越世俗。”

  其实早在1998年,也即汪曾祺去世后的一年,就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过一套8卷本《汪曾祺全集》,但由于仓促上马,这套全集的体例和分类不精,错漏不少,有大量佚文未被收入。而新版全集由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文学评论家季红真领衔主编,收入了迄今为止发现的汪曾祺全部文学作品,小说、散文、剧作、诗歌等各门类都有新发现的佚文收入,其中不少篇章从未见于汪曾祺作品集,更有首次发表的手稿,以及新征集到的大批书信。

  近30年来,全国有超过80家出版社曾出版汪曾祺作品选集,相关版本不下百种(不完全统计)。其中,以美食、草木为主题的选集最多,比如《汪曾祺谈吃》《人间滋味》《肉食者不鄙:汪曾祺谈吃大全》《五味》《做饭》《老味道》《食事》《故乡的食物》《人间有味》《宋朝人的吃喝》《人间草木》《岁朝清供》等。

  季红真:第一次读汪曾祺先生的作品,是在大学期间,大约1980年读到《受戒》,当时大吃一惊,人都傻掉了,因为从来没有读过这样的小说,不知道它是怎么冒出来的。我是1978年上的大学,那时沈从文和张爱玲的作品都是被封杀的,能读到的只有鲁迅、茅盾等左翼作家的作品,而汪曾祺的风格与他们截然不同,我很快就被其吸引。

  1982年,我到北京大学读当代文学硕士,我的导师谢冕先生为了给学生们创造机会,推荐我们参加北京作协主办的北京作家研讨会。主办部门事先寄来了所有作家的作品篇目,让每个人专题研究其中一位,我立即把汪先生的篇目抢了过来。一开始,谢先生希望我研究一个写报告文学的女作家,但他很民主,看我选择了汪先生,也不再勉强。

  研讨会是在西长安街六号北京作协的会议室内举行的,在那次会议上我见到了汪先生,和他进行了唯一一次长谈,不超过半个钟头。当时问到他作品的题材,知道小说里的药店是他家开的,谈到对他作品的理解,深得他的激赏。以后又见过两三次,都是在公务场合,匆忙之中没有交流。在那次会议正式发言讨论的时候,有人引用我文章中一个中性的小观点,对汪先生进行了不甚友好的批评,激起了不小的争论,汪先生很激动地说,“我写的只是我的一些朋友。”也有其他的批评家奋起反击。我有些尴尬,好像成了肇事者,被绑在了别人的战车上,以为汪先生会因此生气。回到学校不久,就收到了他寄来的第一本书《邂逅集》的孤本,自是心情平复,这使我的研究一开始就具有了纵深感。

  回家和父亲说起,他年轻的时候是个文艺爱好者,听到汪先生的名字立即说,这是个老作家,上世纪40年代经常在《文艺复兴》上发小说。所以,我家两代人都是汪曾祺的读者,这是我和汪先生的前缘。回到学校,我就去查找《文艺复兴》,北大图书馆有这份刊物,但是不全,我在仅有的几期中查到了《小学校的钟声》,对汪先生作品的文献整理应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发言稿修改之后,发表在《北京文学》上,同时发表的还有他的发言,他称赞了我的工作,消息传到学校也受到其他老师的表扬。

  季红真:毕业后,我长期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有机会接触到汪先生的朋友,听到不少关于他的趣闻轶事,他的声誉也日益高涨,红遍两岸三地,乃至国外,大有说汉语处即有汪曾祺读者的态势。我则陷入工作与家事的琐碎,加上海内外研究者蜂起,自然被边缘化,只能远远地关注他的文学活动。汪曾祺先生去世一年后的1998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8卷本的《汪曾祺全集》,汪老的家人送了我一套。不久后,还寄来了印刷精美的非卖品《汪曾祺书画集》,是他家人搜集家中遗存的书画作品,用全集的稿费印制送朋友的,我有此殊荣自是得意。

  由于资料的丰富,新世纪我又写了几篇论文,受到同窗旧友的赞赏鼓励,萌生了写一本研究专著的愿望。2005年,我调到沈阳师范大学,专门给研究生开一门课,题目就叫“汪曾祺研究与文化史研究的方法”。工作性质与条件的改善,使我得以比较专注地细读他的文章,并着手写汪曾祺的传记。这期间,我不断追踪和发现各种相关资料,包括汪先生的佚文、他人的回忆资料、传记资料等等,同时感到8卷本全集的简陋,知道出版社没有加印的计划,版权已经过期,便动议编一套严谨的全集,得到前辈师友的鼓励与学术规范的指点,但一直没有着落。

  直到2009年“五四”纪念会上,在北大遇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郭娟,向她提起,她也热心,我们很快达成共识。她回去就向社领导汇报,出版社很快立项,在出版集团顺利申请到专项出版基金,开始征集佚文、协商版权、请各路专家研讨编辑方针,启动这套书的编纂工作。消息传出,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又有不少学人主动加入,可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天时、地利、人和,才会有这部全集的最终出版。

  汪曾祺的作品看似平淡,但研究起来很有意思,比如说《受戒》实际上是一篇游记性质的小说,不期而遇的邂逅中要从释名开始,其中就包括了文化史的丰富内容。《大淖记事》是笔记体小说,但它是一个隐含着民族志的微型方志,所以要从命名开始,和鲁迅《阿Q正传》的叙事起始一样,但他命名的过程比鲁迅漫长,经历了半生的寻找。鲁迅找不到固定语义的汉字,只好用拉丁字母的语音标识,汪曾祺找到了相宜的汉字,而且是在反复比较之后的情感选择。这其中呈现的是“五四”一代与上世纪40年代知识者知识谱系的差异,是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演进之后两代人的对话,而且是在继承中矫正式的对话。

  还有一个巨大的文化史事件是汉语的规范化运动,我们是规范化的产儿,和以往的学者最大的差距就是语言文字的难度,繁体字变简体字,有很多字因此产生歧义,也给语义的辨识带来困难,《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制定导致一些句式被修改;还有的时候会出现方言与风俗的差异导致编辑改错的情况,加上印刷质量的问题、手民误植都可能存在错误。所以,编委会集体的意向是这套书要还原历史、返归原典,严格执行国际通例的规程,统一底本,以初发的报刊为底本,钩沉辑佚时要严格考辨真伪,因此,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搜集资料,认真整理文献。

  比如,他有一首诗用了一个很怪的笔名,虽然和他的名字音素还有交叉,但已属音变。是他发表在《大公报》上的诗歌《蒲桃》,“蒲桃”是“葡萄”的别称,当时没有严格统一名称,他故意用生僻的概念“蒲桃”,是为了掩人耳目。对照他的生平资料,才确认这首诗是他写给昔日江阴情人的,诗里有很多特别私人化的、只可能是情侣之间知道的场景,里面的遣词造句与汪曾祺的笔法都很像,回环复沓的情感节奏,也符合青年人惆怅的情怀。

  汪曾祺在江阴读书的时候,经常和她光顾水果店,他后来有一篇文章写江阴的水果店,实际上就是对那段恋情的回忆,但后来分手了。我估计他是听到她订婚或出嫁的消息,于是写了这首诗,既是告别,也是祝福。《大公报》是发行非常广泛的一张报纸,这个女孩子肯定也有看报的习惯,他估计她能够看到,所以写了这首诗。

  季红真:汪曾祺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枢纽式(或轴心式)人物。孙郁对汪曾祺的很多称赞,比如“魏晋遗风”之类,都是承袭鲁迅等人的。汪曾祺确实受到过鲁迅的影响,但经历过当代历史以后,他对鲁迅是有质疑和校正的。鲁迅的小说继承了诗文传统,而汪曾祺是直接回到中国小说的源头。在小说之前的叙事文体是神话、官方文献与史传等,小说起源于魏晋时期志人和志怪两种源头,当代有两位很了不起的作家,汪曾祺衔接起了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的志人传统,而莫言回归到干宝《搜神记》开启的志怪传统。

  汪曾祺的写作实际做了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疏浚工作,回到古老的源头,使小说从庙堂回到民间,让小说的民间性、世俗性和边缘性得到充分的美的表达,同时又以儒家诗教为本,兼容佛老,让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书面语和口语自然地过渡,白话传统和诗文传统交汇。文学的问题首先是语言问题,如果对语言没有自觉,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作家。汪曾祺对自己的母语有高度的感悟,写作是这种感悟的创造性体现,将继承和创新高度融合,所以,我觉得孙郁的评价并不为过。

  季红真:在汪曾祺身上,古代传统、现代传统和当代传统都有体现。他曾受废名、沈从文等京派作家的影响,后来在北京市文联工作,和赵树理、老舍都很熟悉。他过去和农民接触不多,赵树理对他的影响是启发他写农民,特别是北方农民;老舍写底层市民也是京派的传统。他也吸收了革命文学的传统,比如他的《大淖记事》和孙犁的《荷花淀纪事》光从题目上就很像,都是笔记体的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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